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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2页）

亲王等，虽然久已不问国家大事因时局如此，太后非常忧闷，亦时常入宫劝慰，太后心中稍宽，万寿是暂时不做的了。

只有那李莲英奕匡，得了许多的利益，又乘阒拆去沿途缀景之际，将那些木料和彩绸暗中没收，变卖了不少的钱，又发了一大笔财。

这且不谈。

单说这时朝内朝外的臣民，都说李鸿章私通日本，按兵不斗，就有一位御史，名叫安维峻的，为人忠直，不怕权势，他便递上一封奏摺，参劾李鸿章，内中又牵动太后和李鸿章二人，其奏摺文云：臣安维峻跪奏为，疆臣误国，请旨明正其罪事，悉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属隐情，及诏旨严切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候贼之来，以实其言。

而于我军前敌，绳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有言宣战者，动遭阿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

淮军将领闻风希旨，未见贼踪，先行退避，偶遇贼影，即惊溃败。

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已属言之矣，臣不复赘陈，惟弃志超，卫汝贵，均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

以督署为逋逃数，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

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于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谈，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此其以朝廷为儿戏也。

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谕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久而俱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垣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中，而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

倭人与邵有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为全权大臣，外人干我正权，尚复成何国体。

风闻李经芳乃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矣，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人之计，倭之议和诱好也，彼既外强干，我不能奖励将士，决计一战。

而乃俯首听命于倭人，然则此举非议和，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乾，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列祖列宗，也对天下臣民。

至李莲英是何人欤？岂敢干政！

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耶？惟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不及详审，而枢臣之中，如系私党，甘心左袒。

或恐李鸿章反叛，始事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信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

其士卒横被克扣，皆已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反之实在情形也。

若能反则早反矣。

既皇太后，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

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之首，以正妄言之罪。

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质，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奏。

皇帝看了安御史这封奏摺，觉得所谕事实，虽不相符，而敢谏直言颇堪嘉许，本疑留中不发，又恐被太后知道，诸多不便。

只得将原摺送呈太后阅看。

太后阅后大怒，李莲英又在旁哭着奏道：“老佛父因为奴才，招得言官都说话了，奴才死有余辜请老佛爷治奴才的罪吧？”

太后道：“您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便写了一道手谕，说安维峻荒谬绝伦，必须严办派人连原摺一并送回。

正是。”

曲护卉宦非福国直谏台臣几杀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安维峻军台效力　李鸿章全权议和

话说光绪帝见了手谕，知太后大怒，安维峻命恐难保，命太监快传翁同入宫，问有何策，可保安御史的性命。

翁同奏道：“皇上若要保全安御史的性命，以臣之见，不如趁着晚膳后，立下一旨，将他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太后自然不追究了。”

皇帝道：“翁师傅所见甚是。”

翁同退出后，皇帝便下了一道上谕云：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奏事，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辞失当，亦不加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