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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尔圣桑（第2页）

就在几年前（1901年），他还给一位德国记者写信道：“我几乎对世人的褒贬毫不在意；这并非因为我对自己的长处自视过高（这样其实很蠢），而是因为我在做自己的事和发挥自己的天性时（这就如同苹果树结苹果那样自然），我没有必要用别人怎样看我来烦扰自己。”

如此独立性在任何时代都很罕见；在我们这个公众舆论能杀人的时代尤其罕见；在艺术家恐怕比别的国家都更社会化的法国最罕见。

在一名艺术家的所有品质中，这种独立性是最珍贵的，因为它构成一名艺术家性格的基础，是他良知和内心力量的保证。

所以我们不能让它不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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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桑音乐的艺术价值具有双重性，人们必须得从法国国内和法国国外两方面来判断他。

他拥护法国音乐中独树一帜、几乎独一无二的东西——直至最近为止：即主张音乐家应具备高尚的古典精神和音乐文化——我们不得不说，也就是德国（音乐）文化，因为所有现代（音乐）艺术的基础都建筑在德国古典音乐之上——的广博知识。

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不乏其睿智的从艺者、富于想像力的旋律作者和技艺精湛的剧作家；但它匮乏真正的音乐家，以及扎实优良的音乐技法。

除去两三名突出的例外，我们的作曲家太像是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作为消遣而作曲，并不是把它视为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是视为某种文学观念的外包装。

我们的音乐教育太表面化：它也许可以在音乐学院里用几年时间循规蹈距地学到，但它并不是人人都能伸手够到的东西。

我们的儿童并不能像接受文学和演讲熏陶那样接受音乐的耳濡目染；虽然在法国几乎人人都能本能地感受文学之美，但只有极少数人介意音乐之美。

音乐在法国一直是一门奢侈的艺术，它并没像德国音乐那样成为大众思想的诗化表达。

若想达到上述境界，我们需要一些在法国十分罕见的综合条件；虽然这些条件造成了加米尔·圣—桑。

他不仅具有突出的天赋，而且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家人十分注意对他的培养。

年仅五岁，他就泡在《唐·璜》的管弦乐总谱里（见圣—桑所著《查理·古诺和莫扎特的〔唐·璜〕》一书）；年仅十岁，他就在一场音乐会上公演，“同贝多芬和莫扎特较量”

；十六岁他就创作了《第一交响曲》。

长大成人后，他潜心研究了巴赫和亨德尔的音乐，并能随心所欲地按照罗西尼、威尔弟、舒曼和瓦格纳的风格作曲（见查理·古诺所著《一位艺术家的回忆》一书）。

他还创作了各种风格的优秀音乐作品，有希腊风格的，有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风格的。

他的作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弥撒曲、大歌剧，轻歌剧，大合唱，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有管弦乐，风琴曲，钢琴曲，声乐和室内乐。

他还是学识渊博的格鲁克和拉莫作品的编辑出版者；因此，他不但是个艺术家，还是个能谈论艺术的艺术家。

他在法国只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人们宁愿认为德国才是他的家。

在德国，人们对他很熟悉。

在那里，加米尔·圣—桑这个名字代表着法兰西的古典精神。

并被认为最能代表自柏辽兹以后至塞萨尔·弗朗克的年轻人学派出现为止的这段时间的法国音乐（弗朗克本人目前在德国还鲜为人知）。

圣—桑先生确实具有一位法国艺术家的某些最优秀品质，其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头脑十分清楚。

这位学识渊博的艺术家居然一点不受自己学识的干扰，而且没有丝毫学究气，这是很令人吃惊的。

迂腐的学究气正是德国艺术的瘟疫，连最伟大的德国人也没有幸免于难。

深受其害的勃拉姆斯不要说了，连像舒曼这样的快乐天才和像巴赫这样的强力泰斗也是“迂”

不可及。

“这种不自然的艺术就像某个小省城里的假装神圣的沙龙那样使人厌倦；它令人窒息，足以把人杀死。”

〔1〕古诺写道：“圣—桑不是个书呆子；他始终保持着太多的童心，并且因太聪明而成不了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