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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

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

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

，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

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

，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

，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

’”

，等等。

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

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

尤其是对“四世同堂”

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

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并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内战，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办法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

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

，查户口的“便衣”

对他进行傲慢的“训示”

，他不仅不气愤，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

是！

你哥儿们多辛苦啦！

不进来喝口茶吗？”

他的二孙子祁瑞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敌伪当局的“科长”

，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

，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

，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

，如此等等。

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

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

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

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

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

。

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

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