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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第1页）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

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

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

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

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

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四十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三倍。

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

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二十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

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

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

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

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中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

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

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

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

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

幸好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