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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人就应该生在大宋朝（第1页）

据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

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不耻下问”

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

苏轼徐徐地说道，我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任何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自认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

尧说：宥之三。”

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有见到苏轼，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

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

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

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

对义，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

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

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

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

当时，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