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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

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

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

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

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

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

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

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

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

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

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

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

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

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

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

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

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

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

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

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