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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和墨尔本一些采用昂贵的日间托儿服务的母亲来说，此举直接限制了保育退税所具有的价值

。

至于大多数其他母亲，还要等几年才会达到上限。

当然，有了上限，其他纳税人所承担的

保育退税成本，就不会像30％的私人健康保险退税成本那样，年复一年地越积越高。

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问题。

你用30％的补贴，减少了某样东西对买家的实际成本，那么

在供应量一定的前提下，你就提高了它的需求量（从而造成了供应的短缺），从而使得供应

者索取更高的价格。

换句话说，退税所带来的好处，最终由买家和卖家共享—诚如私人医疗保

险退税所造成的局面。

科斯特罗先生认为，设置4000澳元的上限，意在限制育儿服务机构（

大多为私营企业）提价的范围—也就是限制那些可怜的低薪儿童保育工人加薪的幅度，虽然这

一点他并未明说。

然而，保育机构暂时还没提价的实际原因，很可能只是因为保育退税兑现

的日期是如此延后。

一些对保育退税政策的批评认为，它必然会造成提价，同时又无力缓解保育场所长期供应不

足的现象。

这种看法不对。

较高的价格带来了较高的利润，这会鼓励供应商提供更多保育场

所。

麻烦的是，这些新增的保育场所，大多是以住在较好社区的高收入母亲们为服务对象的

。

让儿童保育服务变得更便利、价格更可能为普通家庭所承受，从而鼓励更多妇女重返就业市

场，政府的这个新目标是值得称道的。

不幸的是，官僚主义者们在保育退税上鬼鬼祟祟的安

排，使得它变成了一种相对无效而又浪费的办法。

要想帮助夫妇在工作和家庭义务中找到平

衡，克服由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扭转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前面的

道路还很漫长。

放弃儿童保育退税方案，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慷慨的保育福利计划上，恐怕效果更好。

我们

要尽量鼓励多在托儿所不足的偏远社区建立社会性托儿所。

我们要鼓起勇气，迈出其他所有

工业化国家业已迈出的一步：要求雇主为女职工提供带薪产假。

　。

。

养儿育女的成本（1）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尘嚣日上的世界，可想到大多数人仍在从事养儿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