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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第2页）

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

而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

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

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

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的治国精神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这里需要加以简单的说明。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

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

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

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

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

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

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

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

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

直到春秋时代（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

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大背景，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个社会条件。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少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

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

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

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

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的一种高明的选择。

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

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

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

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