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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是最好的么（第3页）

，纠正缺陷是正当的，而制造超常是可疑的。

这种中庸之道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为什么事实上却未必被人们所接受呢？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有个著名论断：无人明知故犯（nooneerrsknowingly）。

可是实际经验往往与之相反，因此我们必须解释一个“反苏格拉底问题”

：人们为何明知故犯？

一种观点是否有理是一回事，而是否有效又是另一回事。

是否“有理”

取决于理性论证，而是否“有效”

却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时代需要。

桑德尔论点虽然有理，但对于当代现实却未必有效，尽管人们不会反对明显有理的观点，但更可能以实际行动去拒绝或漠视它。

为什么有理的观念不能必然成为有效的？为什么人类神话不能见好就收，及时刹车以避免陷于无法控制的灾难？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限发展、无限解放所蕴含的危险，但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发展和解放的巨大诱惑，即使是饮鸩止渴，也宁可飞蛾扑火。

这个困境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在于整个现代性的逻辑——化人为神——所蕴含的内在矛盾。

现代性的主体神性有其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作为人类整体的主体神性，就好像人类是一体化的神；另一面是作为独立、自主、平等个体的众人，类似于诸神。

问题就在于主体性的两面并不一致，于是人的神性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于硬币两面的面值不一致所导致的混乱。

人类主体性的一元神权如果不落实为个人主体诸神的神权，就等于没有解放任何一个人，就仍然是对人的专制，可是当把人类主体神权落实为个人主体的神权，却形成了互相矛盾的诸神，人的神性就在诸神的互相冲突中消散了。

表现为实践的结果就是，对于人类整体的合理选择却未必是每个人的合理选择，于是产生了现代社会一个无法摆脱的基本困境：个人理性选择无法形成集体理性选择。

无限发展、无限进步、无限解放的现代神学所产生的错误即便是致命的，也并非不可救药，理性就被认为是解药。

真正导致现代社会无法自身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无法导致集体理性，这使得理性与理性的运用是矛盾的。

既然现代的价值和利益的生效单位是个人，理性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优先于理性用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其逻辑结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优的集体选择成为不可能。

于是，审慎的道德呼声就只是呼声而已，几乎不可能化为人们的集体选择。

也许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只能等待物极必反，等待人的神话的破灭，只有当人的神性被颠覆，人才能认清人的有限地位，从而乐意承担起人的责任，而不再把人伪装成神。

可是，人追求完美难道有错吗？但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完美”

。

对于古代人来说，完美是个完成式的概念，上帝或者自然就是完美的标准和榜样，人之所思所为都必须符合自然，才有可能接近完美。

现代却把观念与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要求自然符合观念，完美就势必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开放概念，就像失去奥运精神的奥运会那样不断追求“更高更强更快”

。

根据人的观念去修改自然，意味着人能够定义什么是完美的，而无须听从自然，这正是人类试图自证其神性的追求。

可问题是，当失去了自然的外在标准或参照，人就反而无从知道什么是完美了，对完美的想象和追求变成了一种无边的自由冒险。

人因为自由而好像具有了神性，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可以质疑人的神性的事实：人身就是一个未经选择的被给予的自然事实。

这一点一直是主体神性的一个绝对界限，直到基因工程能够把人身也变成创作的材料和对象，因此，基因工程就成为证明人的神性的决定性最后一役（也许还需要加上电脑技术），但这将是最后审判还是最后解放，还有待未来去证实——所以说，有些事情只能等待，等待临界点。

对于基因工程，科学家通常会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对于“这件事”

能够获得足够可信的知识，但哲学家往往倾向于悲观或保守态度，因为关于“这件事”

的充分知识相对于整个自然来说仍然非常有限。

在此类事情上，知识论的争论其实没有很大意义，反正在最后的事实证明之前不可能见分晓。

眼前的问题是，既然最终结果未卜，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质疑技术进步的意义吗？

技术进步能够减少生老病死、饥寒劳作的痛苦，特别是医药技术能够救死扶伤，可以说，减少痛苦就是技术进步的显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