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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关系很好，设备也是从苏联来的。

王成孝说，产品早出晚出的问题在1959年并没有提到，至少像我这一级的技术员还不知道中苏关系有什么问题。

当时在协议中明确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但苏联却迟迟不供应。

卡拉卡立搓夫这个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向苏联代表提出赶快把六氟化铀运出来，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铀，再就是铀浓缩厂也需要六氟化铀，让工人进行操作。

直到1959年快过年的时候，刘杰有一次把我找去，问我气体扩散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

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好好学习。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王中蕃不是说我不懂政治嘛，看来我确实有这个问题。

《真理报》在北京有卖的，卡拉卡立搓夫经常研究。

等过了年，到了1960年初，刘杰说你要全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如果苏联专家不教，你告诉我，由我来出面。

我说我和苏联专家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笑了笑说，你不要那么乐观。

后来我还真的感觉到卡拉卡立搓夫态度有了些转变。

比如说，过去我看到苏联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参考材料，在礼士路100号设计院专门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后来苏联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去看资料了。

开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设计院资料室的时候，林棣是生活翻译，她在我的办公室没什么事，我就借点资料给她看。

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看到了，后来借资料的人和维尔滨都受到了批评。

1960年3月份，刘杰开会让卡拉卡立搓夫答复好多问题，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刘部长的秘书告诉我，你马上回兰州。

我就告诉卡拉卡立搓夫，要走。

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带着老婆孩子。

他头天说兰州的西瓜很好，你回来要给我带几个，我过几个月才休假。

我到兰州以后，王介福告诉我中苏关系有点儿不妙，铀浓缩厂正采取很多措施，向专家学东西。

一个对一个，我和刘宝庆分到的对象是哈里东诺夫。

哈里东诺夫年轻的时候得过斯大林奖金，布扎也夫原来是车间主任，而哈里东诺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点儿，他来了以后，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

那时我们也明确告诉哈里东诺夫，你们要走了，我们就一个对一个地学习。

那时刘宝庆是铀浓缩厂的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厂里的事情很多，名义上是我和刘宝庆跟着哈里东诺夫，实际上是我天天陪着哈里东诺夫。

从机器怎么开始安装，到安装之后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当然我们对哈里东诺夫招待的也很好。

王介福说他找我，就是要尽快出产品，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提前一点儿是可以的。

9批启动，第七批出产品，也就是从第一台机器开始启动，要拿产品就需337天的时间，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

他说最好能够提前，越快越好。

这时候在时间上已经明显着急了。

兰州铀浓缩厂是核燃料生产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厂。

厂长王介福曾于1955年到苏联考察工业，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

1956年底，宋任穷点名把他调来担任铀浓缩厂厂长。

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白文治说他一顿能吃二斤牛肉，头上常戴一顶回民的白布小帽，脚上穿一双秃成白头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现场转。

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会换上外交官的行头。

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关系搞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那个年代，得到了许多支援。

他工作起来既有条理又有魄力，平时关心群众，关心技术人员，给重要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发枪支，因为那时候有传言说，特务可能要对技术人员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