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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

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

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

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

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

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

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

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

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

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

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

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

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

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

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

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

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

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

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

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

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

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

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

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

。

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

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

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

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

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

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