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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2页）

要知道美国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声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起之秀，为了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而采取的一种较得人心的姿态，根本上是符合他的国家利益的。

但是这个姿态，一定会让当时主导世界的五大强国中的其他四强不快，在战后会议的运作上，完全成了被束之高阁的空论，何况就连美国国内都对这个声明表示强烈的异议。

无论国内如何欢乐地庆祝着，华夏实际上还是和大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会议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在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她不能不合时宜地给人一盆冷水，就算是泼了也不会有人明白，反倒惹来一片骂名，她所能做的只是夹在欢乐的人群中送着大人物们去参加战后和会，然后再回到家里奋笔疾书，在书桌上积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全是关于时局冷静的评断。

对和会的忧心她也在和亲人朋友的信中提起过，但乔绍曾对她的观点并不以为然，而沈绍隽和陆行严则半信半疑，宣昭初却更关心在战前购买的美国国债这回能赚多少，只有胡杰，那个军阀的纨绔子弟竟然完全同意了她的观点。

也许是自幼在行伍中长大，胡杰对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体悟更加深刻，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也不相信吃肉的狼会突然吐出嘴里的肥肉改吃草，谁的拳头硬，谁就是世界的主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乔霏不知道自己若不是事先知晓了事情的结果，在这样举国欢腾的时候，是否也会被表象所迷惑，失去自己清醒的判断。

第一次，她开始对胡杰有了一丝佩服。

虽然对时局忧心，但是祸兮福所倚，这一场耻辱的外交失败，最终会引来全国民众无尽的怒火，徐又鸣政府也会因此被迫狼狈退出政治舞台，她做事向来讲究顺势而为，在这个阶段她也没有能力改变天下大势，所能做的便是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顺带烧死几个后患无穷的小鬼，让**党政府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府。

她每日都忙着自己的事儿，却从未失去对姚若心的关心，她寻死了几次皆不成之后，也不再去学校教书了，成日在家中郁郁寡欢，刚开始闹着要去见范力夫，起初家里拦着，后来有一天姚立言发了狠，打听到范力夫的住处，真让几个粗壮的仆妇陪着她去见了范力夫。

却没想到范力夫还是避而不见，她不死心在门口哭了很久，才有一个美人儿从屋里婷婷袅袅地出来对她好一顿奚落，脾气急躁的姚若心跳起来便扯着那女子揍，范力夫终于忍不住了，才扭扭捏捏地现身，见到姚若心也是一脸尴尬，说了一通什么好聚好散之类的话。

范力夫那话说的虽然好听，可姚若心怎么听得进去，哭闹着求他不要离开她，范力夫烦不胜烦，带着女子回了房，便再也不肯开门了。

失魂落魄的姚若心被仆妇搀回家，从此再也不提要见范力夫，偶尔见到报纸里有关范力夫的花边新闻便大发雷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迅速消瘦下去，听家中的下人说，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

外界有关她的新闻热闹了一阵后便慢慢归于平静，新闻便是这样，再大的事热闹几天也就散了，何况这种茶余饭后的风流事儿实在也算得什么大事，只是她自己想不开。

第一百二十五章刺痛

姚立言心疼女儿，恨不得将范力夫生吞活剥了，可如今的范力夫已是炙手可热的新兴权贵，是徐又鸣的心腹，姚立言这样的**党人在北平的地盘上还得仰他鼻息，还没动手收拾范力夫呢，就被范力夫先使手段弄得事事掣肘，处处给他小鞋穿，姚立言有苦难言，只能气怒难平地在家中成日怒骂范力夫小人得志。

乔霏冷眼旁观，却不动声色，只是不住地使人往外放消息给新闻界，都是一些当局者无伤大雅的逸事，渲染范力夫和徐又鸣政府中几个亲倭派官员还有一些倭国政客的良好关系，范力夫为人圆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不坏，可也没有报上说的那么亲如兄弟，但这些报刊上所说于他有利无害，不但不起疑心，还乐呵呵地生受了。

范力夫是根典型的墙头草，两面讨好，虽然在军阀政府里任要职，却始终以**党人自居，行事讲话处处要扛着**党和卢林先生这面大旗，并和在北平的**党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便是对那个三番四次痛骂他，要开除他党籍的宋慕德，也是恭恭敬敬到谦卑的地步，这也是徐又鸣政府倒台后，他还能被**党所接收的原因。

但是乔霏却不想放过他，她要的是一击即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她用的招数也是最普通不过的捧杀，她要把范力夫捧得得意忘形，捧得失去理智恋栈权力，捧得众人皆知范力夫是个“卖国贼”

。

范力夫的确是春风得意，他越来越受徐又鸣的看重，这也是他早先没有想到的，徐又鸣甚至起了将他拔擢为国务秘书长的念头，这个职务非同小可，他跟随徐又鸣的时间并不长，又不是什么实权派元老派的人物，能够有资格问鼎这个职务，足见徐又鸣对他的看重，自然表现得更加卖力，恨不得趴下来给主人舔鞋面子。

在世界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范力夫和徐又鸣一样此时自信心开始膨胀，抱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厢情愿地沉浸在当初华太祖年间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认为华夏作为一个大国在和会上分得许多好处是必然的，自己也将成为民族英雄载入史册。

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不过是被列强强迫着出了些大洋，派了十几万华工参与战争，连倭人要来自己的领土跟德国人打战，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别人蹂躏自己的人民，在世界上自然是极被人看不起的，华人被看作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哪里有可能在和会上分得一杯羹。

待那些参加和会的华人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他们自以为的大国在列强眼里只是最后一个等级的弱国，连准许参会的人数都是最少的，会议开始后，一部分与华夏同属第三等级的小国经过力争被允许多增加一个席位，只有华夏依然只允许两人出席，不管华人想不想承认，整个华夏在世界上的地位无疑是排在最末最末的，连那些巴掌大的蛮荒小国都不如。

这一切让华夏人丢尽了颜面，天朝上国的美梦泡沫总算是彻底破灭了。

北平政府尽管气恼，可也知道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事实，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捂住这一切，不使消息外露，要知道此时的华夏还笼罩在一片庆祝的欢乐中，北平政府的声望也正在如日中天之时，消息若是传出，会极大损害政府的威信。

乔霏又怎么会让北平政府将如意算盘打下去，算准了在第一时间将北平政府外交代表团的遭遇悄悄地透露给了报社，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社会为之哗然。

士可杀不可辱，华人受辱的事迅速激起了北平知识分子的义愤，迅速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后和会上。

而焦头烂额的北平政府错估了形式，在这个时候还企图掩盖外交上的失利，义正言辞地说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暂时没有更确切的消息传来，人们还是将信将疑。

很快，更确切的消息从那些自掏腰包前往巴黎观会的华人和留学生、侨民那里传了回来，不仅华夏成为和会上最耻辱的战胜国，倭国还逼迫华夏将原先战败国在华的权益全部让给其，不仅是在法华人觉得暗无天日，所有的华人都有了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身为一个战胜国，却要割让自己的领土，这种耻辱感比被人用大炮轰开国门还要强烈。

平等何在？公理何在？

情绪高涨到了一个极点再瞬间回落，那种落差感会把人逼疯，更何况是一个国家。

在消息传来的第一时间，《新思想》上便刊登了清如有史以来最为冷静却也最为激进的一篇文章，仿佛身临其境般描述了华人代表团在和会上的种种遭遇，包括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对华人轻视侮辱的态度，五大强国逼迫华夏就范的种种手段与其后的利益纠葛，最让所有的华人羞愤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