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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第1页）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

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

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

总之，不能再拖了，发誓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隧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

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

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蜿蜒曲折都尽收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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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

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

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

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

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

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

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

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

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

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

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

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

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

姐夫“文革”

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

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

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

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

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

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

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

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

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

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

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

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炼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