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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5页）

当时留在南京、眼看中国军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否会采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中国军队老实得可悲（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页）。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

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道，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情况。

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采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

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入城前中国军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

无疑，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

（这部分内容也在法庭上略而未谈。

前引书1，第一五一页）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

尽管如此，如与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接收国际安全区

占领南京后第十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方面要南京市民成立自治委员会筹备会，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会址在旧首都警察厅。

一月十日，设置警察厅。

到四月二十四日，自治委员会解散，其工作由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接管〔南京特务机关编：《南京市政概况》，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

日本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并不感到高兴。

一月六日，它通过大使馆向该委员会提出，一切有关事情的责任，今后希由自治委员会负责，因而要求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拥有的钱款和物品均移交给自治委员会。

翌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函大使馆说，把半行政性质的机关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对此毫无异议，但不同意移交钱款和物品。

一月八日，日本军当局准备用暴力封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

该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治委员会商量。

十日，米店自动停止营业。

到底在什么时候行政权全被接收，情况虽不清楚，但过后不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单纯的难民救济机关，其名称也于二月十八日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九、一四○、一四三、一五四至一五七页。

据贝茨博士的宣誓口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一年〔前引书1，第四十八页〕）。

我认为，取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是日本军当局把收容所里的难民强行迁至以前居住的家里后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下令关闭收容所的命令是在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

那天下午，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协同自治委员会通知各难民收容所的主任，要他们订出种种计划，把难民分散到各处，诸如保证安全、提供房屋等。

另一方面，却又下令说，务必在二月四日前让所有难民回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

否则，日本军将把难民赶出收容所，　还要把所有商人强行赶出安全区（前引书2，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页）。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反对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首先是由于房屋问题。

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面以中正路、中华路为界，该地区被烧的房屋较少（前引书2，　第一四一页），但由于大规模放火焚烧的结果，逃入安全区的市民大都已无家可归。

即使难民想回到以前居住的家里，但他们仍担心是否完全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

可是，那时在安全区以外果真已经恢复秩序了吗？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记录了下列几起事件，作为这段时期的情况提了出来。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住在金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