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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

的，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

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力。

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

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

的。

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

我们始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

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

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

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

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九篇）里。

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编纂的《郭沫若著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没有收进这篇序文。

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　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中“会集和选集”

（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

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

这似乎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

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

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拚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

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