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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4页）

，据他说，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一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猛之势出现”

。

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采访报道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

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

然而，时间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

。

据上述“后记”

所说，铃木的想法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

所谓作品，所要写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注解或予以辩护”

。

因此，我对“再反驳”

的期待自然要落空了。

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

要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是政治性发言。

尽管铃木明将他的采访报道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无处容身。

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著稍作若干加工，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

每想到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

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京事件的专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家”

，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

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必须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

》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

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

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著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

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

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言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