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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其中的本诺？凡？阿切波尔蒂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一个加斯？荷西式的桀骜不驯的小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跌跌撞撞地活过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作家，像品钦那样隐居遁世但又非常欧洲化，成为一个二十世纪暴力的接收器和具体到日期为2666的浩劫的避雷针。

圣？特雷莎城的那个停尸房与二十世纪历史和文化的*衰落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它已经成为一个葬人的大坑，名副其实的容纳着无穷牺牲者尸体的接收器。

波拉尼奥死后，盛传他为了完成《2666》的创作而推迟了肝脏移植计划。

无论如何，他争分夺秒要完成这部著作，在那篇名为“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

的令人悲怆的演说中，他谈到了在明知病入膏肓的情况下的生活。

他几乎从不跟朋友们谈论自己的健康，也很少诉诸文字。

“描写疾病，特别是如果已经病入膏肓，那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如果并没有病入膏肓而只是疑神疑鬼，在这种情况下去写疾病，那可能是一种受虐狂和绝望的行为。”

在演讲中，波拉尼奥提到精神疾患与现代人的疾病变得息息相关，他引波德莱尔的长诗《航行》中的一节，作为《2666》的题辞：

旅行者们带来的讯息多么陈腐啊！

这个世界是那么千篇一律和渺小，

无论今天，明天，昨天，我们都把自己看作

一片无聊沙漠上的恐怖绿洲！

对旅行的类似怀疑――而且延伸为对生活探询的怀疑――用那篇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一句话表达出来了：“这个人将行走数千公里，可是这条道路终将吞没他。

这程旅行将是货真价实的彻底消耗。”

然而，正如波拉尼奥在“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

的演说中接着说的那样，我们在寻找解毒剂和治病良药，那个所谓的新东西，那个我们只能在未知领域找到的东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性、书籍和旅行，即便我们深知这一切也许会把我们带向深渊，而这个深渊也是我们能找到治愈良药的唯一地方。

无论如何，波拉尼奥说这些的时候是很严肃的。

在逝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什么让他感觉有希望时，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对孩子们满怀希望。

对孩子和武士满怀希望。

对那些像孩子的孩子和像个勇敢的男人一样战斗的武士满怀希望。”

2003年7月，跟编辑豪尔赫？赫拉德讨论完《2666》的出版计划后不久，波拉尼奥因大出血住进医院。

几个星期后，他就死了。

波拉尼奥的工作习惯向来很挑剔，留下的《2666》的定稿中五个部分标得清清楚楚。

赫拉德谈到波拉尼奥态度非常认真，无论作品篇幅多么浩繁，他都要深思熟虑。

“手稿毫无瑕疵，处理得干干净净。

我经常提点建议：有时他会接受，有时却不会。

他挺固执（或者说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把握）。”

波拉尼奥的短长篇可谓控制简练的精确典范。

他的两个大部头巨制都是别有所图：要写出那种把粗糙的边缘、散漫的目标、失误、缺点全都容纳进来的作品。

在此，生活的心血最终流进了艺术，反之亦然，甚至最终为死亡，那个人生中最伟大的矛盾，裂开了缝隙。

考虑到不朽只有在死后才可能获得，波拉尼奥为了排练它的到来可谓殚精竭虑。

在某种意义上，《荒野侦探》是关于两个幽灵的故事，游荡到死后世界的男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