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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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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

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

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

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

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

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觉得格外恐惧。

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

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人行道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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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

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

因为较之生之维艰，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周都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牺牲的、辜负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要努力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其深度。

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

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画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

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

因为要诞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

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意儿。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

而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