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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并非完全听命于党的操控。

帮口首领由“封建”

式的工头，摇身一变为现代“工人领袖”

或党的支部书记后，利用工会和党组织所赋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党组织与工人之间上下其手，既挟党的权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义胁迫党。

这意味着*在利用帮口的同时，也反被帮口所利用。

工头介乎党组织与工人之间，实际隔断了党组织与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

20年代上海的党员80％以上是工人，工人党员80％又集中于纱厂。

上海工人运动几乎成了纱厂工人运动。

党的组织触角所伸展的范围其实十分有限，尚未广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众中去。

当然，20年代*的政治力量与组织力量并不完全相称，如工人党员虽然只有两千左右，而在*组织影响下的工人大约有10万；学生党员只有一两百人，而实际受*党、团号召的学生则有五六千人。

五卅运动中，*有过以一两百个党员组织领导数十万工人*的辉煌纪录，并于1927年3月成功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

故*自认为“组织力量弱，政治力量强”

。

五卅运动的成功发动，使*感觉到革命动员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难。

然而五卅有两大支撑不可忽视：一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二是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

张国焘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2），第30页。

五卅使*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但也遗留下一些令*十分头痛的“恶习”

。

五卅期间多达300万的巨额捐款，使一般工人养成了*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人领袖”

养成了从中“揩油”

的习惯。

而且这一“*要发救济费”

的观念，实际上也得到了*的某种认同，以至于*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救济费的有无或多少。

这无疑给*增添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在一般的认知中，青年团只是*的后备军，不具有独立的个性。

早期的情形并非如此。

团与党几乎同时建立，而且早期团的组织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

两者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

由于团在人才和组织效能方面均优于党，导致团与党之间构成一种竞争乃至颉颃的格局。

20年代的*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如农运方面，湖南比广东激进，而工运方面，则上海较汉口温和。

上海区委明确表示，上海工运不希望蹈汉口的覆辙，采取改良行动，避免幼稚行为；《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7页。

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过分嚣张；《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7月9日），《上海文件》乙3，第38页。

在后期还一度与商人资本家以及帮会头目建立联合战线。

1926年底上海区委的报告反映：“工人群众都太信任蒋介石。”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7日），《上海文件》乙5，第116页。

“一般工人群众把蒋介石当做‘万家生佛’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