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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就办刊宗旨而论，《东方杂志》力持“平正”

，《新青年》则一味激进。

但在民初的中国文化界，响应激进者毕竟是少数。

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尚认为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

。

《恽代英日记》，第517页。

张国焘也回忆说，1919年以前，他的北大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占少数。

陈独秀借“复辟”

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如同使出一个“杀手锏”

，大有拔刀见红之效。

《东方杂志》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

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应对。

《张元济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0页。

但陈独秀仍不罢休，于1919年2月再次撰文诘难《东方杂志》。

无奈之下，商务印书馆在报纸上以“十大杂志”

为题，大做广告，力图挽回影响。

《东方杂志》列名商务“十大杂志”

之首，其广告词称：“《东方杂志》详载政治、文学、理化、实业以及百科之学说，并附中外时事、诗歌、小说，均极有关系之作。”

商务印书馆的“十大杂志”

是指：《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农学杂志》、《小说月报》、《英语周刊》和《留美学生季报》。

“十大杂志”

广告刊出不久，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一面对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大加赞美，一面对商务旗下的几大刊物痛加批贬，如称《东方杂志》是“杂乱派”

杂志，《教育杂志》是“市侩式”

杂志，《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

，《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

等，用语十分刻薄。

其中对《东方杂志》的具体评价是：“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

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

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

罗家伦的批评虽有合理的成分，但言词充满火药味，褒贬之间不无意气夹存。

《新潮》是在陈独秀、胡适指导下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所创办。

罗家伦之文是否受过《新青年》同人之“指导”

不得而知，但与此前陈独秀的“质问”

文章无疑起到了唱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