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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书香之美（第1页）

从那以后，我们有了交往。

我和乔比起来，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与人交往的热情，奖掖后进的那份主动自觉，对人的体贴与关怀。

也因我正写着康熙，恰在最紧的关头，每晚要坐到三点钟。

乔典运不在南阳时，我极少与近在左右的南阳朋友串门聊天。

曾臻也一样。

直到老乔患病，住进专医院，我在家写书也是心里发毛，常去看他，和他谈天慰藉，见得也就多了些，因为每次去，乔大嫂是“守摊”

的，还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经常从西峡赶来，和曾臻一道帮助料理老乔琐务——和亲生女儿那是一样的。

我为安抚乔有时也说说佛经性命之说，有一次曾臻听我背诵《心经》，她记录不下来，婉请我自己写出来，她眼中盈盈的泪，恳切的牵卷诚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乔去世后，我们似乎没怎么见面，后来听说她结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见曾臻容光焕发很精神的样子，觉得她很幸福。

据我的经验或都是偏见，一个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恸，就会离开文学。

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

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

，或者叫“阶级”

。

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唯独“成分”

这意识存在依然。

“地、富、反、坏、右、封、资、修”

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

，且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

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

的重要成因之一。

从根本上认识、解决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

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

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和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

一部作品出来，首先拷问它是“香花不是毒草”

。

肯定了它“没有问题”

，然后再说别的。

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

便受扼制。

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

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这种种功能未样样都与“无产阶级”

、“贫下中农”

这些阶级成分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