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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4页）

这瓶酒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情景教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些记者，我们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之礼，将他们关进牢房，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多报道了，其实也就一点，真相。

桑尼此刻或许与我想的一样，再三婉拒，实在拗不过执意的将军，这才收下。

我用桑尼笨重的尼康相机拍下这个可资纪念的场景：将军和夫人站在桑尼两侧，桑尼捧着瓶身，将军握着瓶颈。

告别时，将军叮嘱：“把这张照片发在报纸头版。”

我和桑尼继续单独呆了一会儿，简略交流了这几年各自的生活。

当年，他知道若回南越，很可能收到一张免费机票，他会被送往昆岛（7），会看到那里的宁静海滩，会住进浪漫法国人花巨大精力建造的闲人勿入、非请莫来的监狱。

因此，他决定毕业后留在美国。

在我们去年来美国前，他一直在奥兰治县一家报社当记者。

他家安在一个小镇。

我没去过。

小镇名叫威斯敏斯特（8），或者，按我同胞的发音，叫威特—米恩—特。

南越难民的惨况令他不安，他为此创办了美国第一份越南语报纸，报道与越南难民有关的消息，希望借此将我们拢到一起。

“今天实在不凑巧，以后找时间好好聊聊，我的朋友。”

他扳着我的肩，抱歉道，“我还有约。

哪天一起喝咖啡吧？希望再见到你，这会让我很开心。”

他的话也让我开心，我没多想就同意了，并给了他电话号码。

桑尼穿过越来越少的客人，走了。

我四处找酒仙少校，他已无影无踪。

除了他，流亡美国的同胞大多数自惭形秽，感到低人一等。

这种心理缘于他们在美国的经历。

这种经历一是绝对经历，即如前所说，流亡让他们变得破落潦倒；二是相对经历，周围的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牛高马大，不平视也不俯视他们这些新居民，而干脆将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投向别处。

不过，对桑尼而言，情形相反。

他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人。

个中原因跟他的过去，他上大学时的原因不同。

我记忆中，那时的他不像现在这么温和或宽容，喜欢咚咚擂着桌子，口若悬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越南留学生应该都是这种做派。

巴黎的越南留学生是越南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领导了越南革命。

和桑尼一样，我的言行也不同于以往。

至于原因，随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一样，可是此也可是彼。

记录我过去的文字已被彻底清除。

我大学时写的日记，因为害怕它会暴露哪怕一丝我的真实思想，而让我被判有罪，回越南前，我把它们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