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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随笔（第3页）

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

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

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

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

作为精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

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

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

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

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

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

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

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

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

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

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

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

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

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

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

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

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冽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