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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生涯（第2页）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

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

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

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

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

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

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

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

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

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

这样一个能把黄帝时代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

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那篇珍贵的材料——《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

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但是，他竟因为投身于一个武人的幕下，最后瘐死狱中。

对于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

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

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

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

，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

在“文化革命”

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

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

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

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

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

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

一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

如上所述，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善的卫道士。

他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

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

在“四人帮”

还没被揭露之前，有人几次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

我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我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檄各地。

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

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