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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庐闲话（第4页）

他生前，我也没有给他贴过一张大字报。

文人与官员交好，有利有弊。

交往之机，多在文人稍有名气之时。

文人能力差，生活清苦，结交一位官员，可得到一些照顾。

且官员也多是文人的领导，工作上也方便一些。

这是文人一方的想法。

至于官员一方，有的只是慕名，附会风雅，愿意交个文化界的朋友；有的则可得到重视知识分子的美名。

在平常日子里，也确能给予文人一些照顾，文人有些小的毛病，经官员一说话，别人对他的误会，也可随之打消。

但遇到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运动，则对两方都没有好处。

官员倒霉，则文人倒霉更大。

文人受批，又常常殃及与他“过从甚密”

的官员。

结果一齐落水，谁也顾不了谁。

然在政治风浪中，官员较善游，终于能活，而文人则多溺死了。

至于所交官员，为“风派”

人物，遇有风吹草动，便迫不及待地把“文友”

抛出去，这只能说是不够朋友了。

总之，文人与官员交，凶多吉少，已为历史所证明。

至于下流文人，巴结权要，以求显达，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我的仗义

三年前，搬到新居，住在三层。

每逢有挂号信件到来，投递员在楼下高声呼叫，我就心惊肉跳，腿也不好用，下楼十分艰难。

投递员见我这样，有时就把信给我送上来，我当然表示感谢，说几句客气话。

过了一些时候，投递员对邻居抱怨说：“这位大爷，太不仗义了。”

邻居转告我，我一时明白不过来。

邻居说：“送他点东西吧，上楼送信，是分外劳动。”

过年时，我就送了他一份年历，小伙子高兴了，我也仗义了。

其实，我青年时很热情，对朋友也是一片赤诚，是后来逐渐消磨，才变成现在这样不“仗义”

。

我曾两次为朋友仗义执言。

一次是“胡风事件”

时，为诗人鲁君，好像已经谈过，不再详记。

另一次是为作家秦君，当时他不在场，事后我也没有和他谈过。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我的家乡工作。

有一次区党委召集会议，很是隆重，军区司令员、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