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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媒体合作，在2004年也对中国六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杭州、成都、北京位居前三位，西安、上海、武汉居4到6位。

这一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的直观感觉非常接近，确实反映了现实情况。

尽管从这些城市的人均GDP考察，上海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这里的人追求更高，现实生活离目标较远，他们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就会偏低，由此出现幸福指数较低的现象。

而杭州和成都的居民，历来被认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杭州的人文传统，成都的茶楼文化，都是当地人民知足者常乐这种生活理念的重要体现。

这两个城市在人均GDP虽不如上海和北京的情况下排名反而相对靠前，也就不足为奇。

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曾经根据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54个国家和地区的1995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与他们计算的幸福指数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统计检验显著相关。

它说明，尽管按人均GDP排序的结果和幸福指数的排序不完全一致，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表现为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对越高。

人们在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就想通过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来提高幸福感，这种改善肯定是有限度的。

时至今日，一些经济相当落后地区的人民，仍然很注重自己劳作后的娱乐，如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非洲的很多部落，民间的歌舞娱乐都相当活跃，这对改善他们对现实生活满意程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常说的“苦中作乐”

。

但是，在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这种活动对于他们精神生活的改善仍然是有限度的。

只有在物质生活的改善到达了一定程度（如恩格尔系数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们在增强自己的满足感方面，对物质条件的依赖可能会减弱。

换句话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很可能是递减的。

在那种情况下，通过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个人甚至是整个人群的幸福产出更重要的手段。

而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国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二、提升幸福指数：必须兼顾GDP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幸福指数以及其他与发展相关的论题的讨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原有的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

应该看到，中国以经济增长指标作为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指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经过改革开放以后长达14世纪的较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

但是，仅仅以GDP指标来反映可持续发展，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合理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通过一个由科学的、相互补充的指标形成的指标体系，来综合地考虑和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福利指数、人文发展指数（HDI）、绿色GDP、幸福指数这些同样也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智慧的成果，也成为我们在考虑可持续发展时的重要依据。

三、研究幸福指数：为经济决策提供全新思路

幸福指数是一种很好的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中，人们很早就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如作为当代微观经济学起点的边际效用学说，就是和一个人对某种满足的主观判断相联系的。

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社会选择理论，则把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指出：由于组成社会的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和评价标准，而这些偏好和标准往往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选择理论应该研究的就是如何在坚持个人理性的前提下和尊重个人价值偏好的基础上，解决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

这种理论的成熟，标志着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由经济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延伸。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对于经济活动的某种解决方案，往往应该建立在对相应的经济活动的精确分析上。

因此，许多解决方案都是提出各种各样的指标，然后再对这些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或其他数学处理，由此得到一个人群对于某种偏好或者是一些偏好的集合的感受程度。

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也是如此。

在各种类型的幸福指数中，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所进行的调查和计算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具权威和最有说服力的。

因为对于幸福或者快乐的定义，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解释，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问题作出判断。

在获得了人们的答案和综合汇总得出结果后，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再根据受调查人群的数量特征，分析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原因。

这和一般的统计分析方法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却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