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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文章与前额并高（第2页）

在那么古早的岁月，我的青涩诗艺，根柢之浅，启发之微，可想而知。

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

朝拜缪斯的长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

同时，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声应气求，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

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而成了莫逆。

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

不知为何，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频。

梁先生怕热，想是体胖的关系；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汗衫接见我们，一面笑谈，一面还要不时挥扇。

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

可以想见，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东窗也好，东床也罢，他是如何地袒腹自放。

我说袒腹，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腰围可观，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足证果然腹笥深广。

据说，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

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是否谣言，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门子，总有点心招待，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

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两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

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头头是道。

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动，馋肠若蠕。

在糖尿病发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

有时乘兴，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

我若推说不解饮酒，他就会作态佯怒，说什么“不烟不酒，所为何来？”

引得我和夏菁发笑。

有一次，他斟了白兰地飨客，夏菁勉强相陪。

我那时真是不行，梁先生说“有了”

，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强调那是一八四二年产，朋友所赠。

我总算喝了半盅，飘飘然回到家里，写下《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

梁先生读而乐之，拿去刊在一家刊物上，一时引人瞩目。

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空余浪漫的遐想；换了我中年来写，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

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一在云和街，一在安东街。

我初入师大（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将满，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

谈笑及半，他忽然问我：“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

那年我已三十，一半书呆，一半诗迷，几乎尚未阅世，更不论乘飞机出国。

对此一问，我真是惊多喜少。

回家和我存讨论，她是惊少而喜多，马上说：“当然去！”

这一来，里应外合势成。

加上社会压力日增，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道：“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国了！”

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

果然三个月后，我便文化充军，去了秋色满地的艾奥瓦城。

从美国回来，我便专任师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