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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部分（第2页）

胡大任是礼部主事，好歹有些来头，曾国藩也行文给杨霈，为胡大任争辩。

杨霈不得已，便把过错推到藩司头上。

不久，太平军又攻占了武昌和汉口，厘局便在湖南兴起。

郭崑焘特别喜欢谈论厘金，倡议起用士人，派他的弟弟郭崙焘辅佐总局，而府县厘局任职的人都是诸生，容易与商人相处。

院司虽然也担任委员，不过是挂个空衔而已。

后来，官员们略为资助一些薪饷，再后来，陆增祥总管省局，才把权力交给官员，诸生们也都因保荐而得到官职，一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整齐，簿册井井有条，下级服从上级，但税收却越来越少。

布政使吴元柄和涂宗瀛削减办公经费，灯油和茶叶，令他们自行解决，每年也能省下一千多两银子。

然而湖南的厘税，起初每年能收一百三十万两，到了陆增祥和吴元炳时，每年只有一万两。

江西物资丰饶，面积广阔，起初湘军靠着江西供饷，而后来这个省多次受到战火摧残，不能长期供饷。

湖南的军需得到充实，是从湖北开始的，后来打开了上海这扇门，都是靠厘税供给，这就是吃军队所在地的租税。

湖北有四川这个近邻，得天独厚，多数厘税都是从川盐而得。

在和平时期，淮引正课不超过三十万两银子，还天天抱怨盐税太重，拖欠的税收年年积累。

太平军占领江南以后，盐运阻塞，四川的盐靠着船运沿长江而下，官府便在沙市设立厘局，尝试抽税，将多余的钱交给官府开支，每年增收的银子多达一百多万两。

当时湖南也使用广西的私税，院司打算按照湖北的办法收取，但无法仿效，然而每年也能收取三四十万两银子。

1864年，同治三年（16）

1857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提议，首次减少湘潭浮折漕粮，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取十五者，全部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的官员兴高采烈。

当时湖南因交通阻隔，与外界联系很难，凡事由巡抚独断专行、骆秉章决定实行这个方案，便修改征收公粮的章程，每年增收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百姓便减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赋税。

湘军再次攻克武昌之后，胡林翼也仿效实行。

曾国藩在江西也仿效实行。

湖北和江西的税赋翻了几倍，所以湖南也增加了许多银子，但这些银子都用于打仗，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后来，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就更是拙劣的办法了，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很难办。

舍本逐末，竞争利益，也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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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涂炭生灵，影响民生，却没有消灭财富。

战争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

军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姓踊跃参军。

部队打了胜仗，收缴的金币和珍货不可胜数。

湘淮军攻克苏州时，一名主将卖掉的废锡器，达到二十万斤。

所有人卖掉的加起来，就有一亿斤了。

凡是战胜之师，都无须等待别人供给军饷。

湘军初起时，从南海调来水师大将，湘军设宴欢迎，商议开支二万钱，还为费用太高而叹息。

当时，江南粮台委员从苏州前往金陵，拥有八所公馆。

帷帐姬妾，不用跟随迁移，各处都有现成的，因此才会被太平军打败。

而湘军起于贫苦，将士一同忍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靠厘金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