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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2页）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

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

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

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

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

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

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

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

、“正统托派”

、“钦差大臣”

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

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

。

不久，被“十月社”

赶出去。

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

一九三○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

在那里被关了三年。

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

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

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

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

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