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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4页）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

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

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

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

“是爸爸回来了！”

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

这时我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