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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其案件之多是使人惊异的，有的国家（例如美国）竟超过了一千件，而几百件或几十件的更是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国内军事法庭审判犯有暴行罪的乙、丙级战犯案件的数目字，我们迄今还没有精确的、全面的统计或报道。

据1964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

周刊披露：在德国被占领期间，同盟各国的军事法庭曾审判纳粹战犯共5025名，其中处死的为486名；战后德国法庭自己审判的纳粹战犯为12882名，判刑的为5243名，其中处死的为12名，无期徒刑的为76名；苏联法庭对纳粹战犯判刑的估计约为10000名。

这个报道和估计的可靠性如何，不无疑问。

但是，同盟各国对德日战犯审判案件之多和处罚之严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犯审判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法庭的地址及布置（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一条中规定法庭的常设地址是在东京。

但是第十四条又规定：除第一次审讯应在东京举行外，以后的任何审讯应在何地举行，可由法庭自由决定。

乍看起来，这两条规定似乎是抵触的，其实不然。

为了对外行文便利及其他种种原因，法庭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固定的、具永久性的常设地址，这便是东京。

但是为了审讯的实际方便起见，宪章又规定了法庭有权在第一次开庭之后自由决定将其全部或一部分审讯工作迁移到任何他们认为适当的地点去进行。

这原是为了工作的效率和便利设想，同时也是对法官们的自由意愿表示尊重的意思，用意是好的。

然而，事实上，在远东国际法庭存在的整个期间，它的审讯工作始终是在东京进行的。

惟一的一次“例外”

（其实并非真正的例外）是在1947年春天。

那时法庭要传唤一名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中将出庭作证，而石原莞尔长期病卧山形县吹浦町不能动弹。

法庭于是派了新西兰籍的法官诺斯克洛夫特带了书记官、记录员、检察辩护双方代表以及几名随员前往石原莞尔的吹浦住所，举行日本人所谓的“临床审讯”

。

这是一般法庭在有迫切需要时指派一名“授命法官”

代表法庭在庭外采取证据所常用的办法，不能视为法庭审讯工作改变了地点进行。

然而，就是这种办法远东法庭也只采用过一次。

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

的主谋石原莞尔侥幸免于起诉，图为长期卧病的他被人用手推车带往庭外作证

1946年夏季，那是远东法庭开庭的第一个夏天，由于东京气候酷热，而法官们出庭又必须穿着厚的黑色缎制“法袍”

，因而汗流浃背，感觉异常苦闷。

那时确有个别法官建议把审讯工作暂时迁移到日本避暑胜地轻井泽去举行。

经考虑后，法官们大都认为这事的牵涉面太广，耗费也太大；要把这样一副庞大的审讯机器和这样众多的有关人员搬到日本任何其他地点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个建议未能邀得多数法官的赞同。

但是，有鉴于盟军总部迟迟未能给法庭装修冷气设备，法庭决定以“罢工”

（停止审讯）来对总部施加压力。

果然不出所料，法庭全部冷气设备不到一个星期工夫便装置好了。

审讯工作于是便告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