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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 会昌法难（第2页）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下诏，将京城内的贫儿全部收容于各寺院的病坊。

而这些慈善设施在后期也变为寺院收费的商业工具。

另外寺院举办法事也是获得收入的一个渠道。

由于寺院经济并不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因而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世俗经济产生了矛盾。

的人口藏匿于寺院中以躲避赋税。

尤其在中唐以后均田制实际上崩溃后，建中元年（780年）实施两税法以来，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缴纳赋税。

另外货币的大量使用使铜资源需求量上升，而寺院铸钟铸佛消耗了相当一部分铜资源。

佛寺的修建使中唐后不断走下坡路的唐代经济难以维持。

寺庙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唐朝政权的稳定，甚至神权已经开始干涉政权，使得唐武宗李炎对佛教深恶痛绝。

同时由于唐武宗李炎笃信道教，排斥佛教，所以这场会昌法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为唯识宗的创始人，唐僧玄奘唯一幸存的亲传弟子（大家别在意年龄问题，完全是为了小说情节，俺让慧沼跨世纪了），唐朝佛教现存的辈分最高的和尚，慧沼把这种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其实对于佛教要经历的“法难”

，人老成精的慧沼很早就有预料。

他主持的寺庙淄州普照寺，从一开始就不置田产，只靠布施生存。

因为慧沼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世俗政权的社会，不管统治者怎样笃信佛教，宗教也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

大唐皇帝可以信佛教，也可以信道教，至于信什么教，完全取决于这个宗教是否有利于他的统治。

而很显然，佛教已经越界了。

相较于不问世事、追求长生的道教而言，佛教的世俗化情况太过于严重，尤其是佛教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种种行为，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如果大唐还是像贞观、开元时期那样强盛，统治者不介意花点钱用佛教来粉饰太平、安抚民众。

但是大唐到了末世，只要是有作为、有理想的皇帝，都不免要拿佛教这只肥羊开刀。

毕竟羊养肥了就是要杀来吃的，佛教积累了那么多财富，不用来充盈国库难道用来养肥头大耳的和尚吗？

可惜即使是慧沼这样的“活佛”

级大师依然改变不了佛教的现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已经过惯了吸取民脂民膏生活的和尚是不会主动放弃优渥生活，去当一个苦行僧的。

慧沼面对这种情况，难免有佛教倾覆、法难降临之忧，直到黄巢找到了他。

事实上，淄州的宗教氛围非常宽松。

黄巢虽然是钦封的大唐金龙真人，还是金龙道宗的教主，但是黄巢对宗教并没有采取“罢黜百家，独尊道教”

的措施。

反而采取了一种兼容并蓄、和谐发展的政策。

不过在黄巢的主导下，淄州的宗教呈现出一种“邪魔歪道”

的架势。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淄州的宗教不研究经典，也不研究神佛，而是研究化学、物理、数学等外人看来是“奇淫技巧”

、“旁门左道”

的东西。

而且淄州的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很少举办宗教活动，而是充当了学校的功能，负责为淄州教育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金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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