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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

上下相感，莫不尽力。

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

邓艾不仅为军士屯田如此辛劳，他任城阳相、汝南太守时，也同样注重农事，史言他“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

。

他任兗州刺史时上言说：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

……今使考绩之实，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可见邓艾不仅自身注意积粟，而且还主张把能否积粟作为考核官吏的准则。

在讲述邓艾兴农积粟的事迹时，也不要忘记司马懿对邓艾的支持，在《晋书》卷1《宣帝纪》的记载上，往往把邓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说成是司马懿的功劳。

司马懿是在淮南北搞军屯的决策者，邓艾是执行者。

《晋书》还有类似的记载，如《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安平献王孚，……宣王次弟也……出为河内典农……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

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

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可是《晋书》卷1《宣帝纪》及《晋书》卷26《食货志》均言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或农丁五千佃上邽”

。

究竟徙冀州农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谁主办的呢？看来是度支尚书司马孚先提出建议，经太尉司马懿同意并表请明帝批准后交司马孚执行的。

由于司马孚先提出具体意见，所以《司马孚传》讲得很具体而详尽；由于司马懿支持了司马孚的意见，所以史臣也归功于司马懿。

古史中类似这样的记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与陇右两大军屯基地以外，其他沿边地带的军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例如在正始年间，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带“广农垦植，仓谷盈积”

；征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也“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

置东征台，且佃且守”

。

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令军士千人，“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

，“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

。

至景元三年（262年）谒者樊晨又对刘靖创建的工程加以扩修，”

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

。

曹魏军屯生产者主要是现役正规军，他们在督将率领下，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

士兵与家口分离，采取什二分体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亲，十分之八的士兵从事农耕和战守。

所收粮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统的官吏保管分配。

军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从所收粮谷中拨给。

士兵回家期间的稟赐常被停发。

由于士兵皆为强壮劳动力，且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故淮南北四万人每年劳动所得除掉开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万斛，成为日后晋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