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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1页）

自1960年以来，影片生产很为发达。

在三年内（1962—1964年），台湾共拍摄了434部长片，其中绝大部分（近400部）是讲台湾方言的影片，不足40部讲中国国语的影片。

这一数字说明台湾每年平均生产145部影片，而它却只有115家电影院（在总共201家影院中）全部或部分地放映亚洲各国的节目。

讲台湾方言的影片无法输往台湾以外，所以它们每年的产量（130部）超过了能够上映这类影片的影院数，如果这些统计数字是准确的话。

台湾的大型故事片都是讲中国国语的影片，大多和香港联合摄制，邵氏兄弟公司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这些影片中有的被选送参加欧洲的电影节。

它们的场面极为豪华，而艺术上却属于亚洲最平庸的作品之列。

例如李翰祥导演的两部影片——《魔影》（1959年）和《杨贵妃》（1962年），不过是把沟口健二在《雨月物语》和《杨贵妃》里早已用过的中国古老的故事重新搬上银幕而已。

蒙古

1936年，在这个人口为100万的人民共和国创建了一个制片洗印厂。

这个国家在1952年有50家电影院和200个巡回放映队，后者随着牧民和他们的牛羊到各游牧地点放映影片。

最早的长片，如1936年的《蒙古之子》和1940年的《他叫苏赫巴托尔》，都是苏联人摄制的。

前一部影片由伊里亚·特拉乌别尔格导演，是一部由蒙古演员杰出地演出的作品，具有古代传说的史诗格调。

《在边境上》（1937年摄制）和《英雄贡戈尔》（1940年摄制）这两部影片据我们所知是由蒙古人导演的。

但从1950年到1955年，乌兰巴托的制片厂好象只限于生产一些纪录片，如彩色长纪录片《蒙古》（1951年拍摄）是由苏联人特洛雅诺夫斯基在蒙古许多技师的帮助下摄制的。

到1957年，故事片恢复生产，尤其是那部《阻碍我们的东西》（R．多尔吉巴拉姆导演、乌尔坦桑编剧）更为成功。

这是一部讽刺喜剧片，描写一个蒙古人为了买收割机的一个配件到处奔波，徒劳地想从一个繁文琐节的官僚主义机关取得一张必需的公文的经过。

剧情非常生动，人物真实可笑，甘楚德尔的摄影技术具有新现实主义的优秀风格。

在1960年由上一导演摄制的《如果我有匹马》中和1965年由基西特导演的《友谊就是友谊》中也可看到同样优秀的风格。

这两部风俗喜剧片比德吉格—基德的英雄色彩过浓的《人民使者》要感人得多。

越南

直到1935年，在这个当时还称为“法属印度支那”

（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地方，有若干影片是由巴黎的一些公司摄制的，而唯一一部越南人自己摄制的影片（张信司的《巴德》）却未能完成。

1939年，观众人次只有200万，或者说，平均每年每人购票十分之一张都不到。

大电影院属于法国人所有，普通电影院则归中国人所有。

大概在1940年左右，中国人在香港摄制了一部《闹鬼的墓地》，由越南演员演出。

影片质量平平，但是在越南观众中却获得极大成功，因为他们听到影片中讲他们的语言十分高兴。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摄制了《金云翘传》这部越语片。

在日本占领时期，越南没有生产一部影片。

从1945年到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连续不断。

在法国，有人把影片译制成越南语，还有10来部一半在巴黎、一半在越南摄制的影片。

当时在越南既无制片厂，也无洗印厂。

这些影片多半是报章连载故事片，完全受西方影片的影响。

如黎柯在巴黎导演的《几页日记》，彩色片《旧河岸》或《无水无稻》都是如此，后一影片是在卡马尔克①拍摄外景的（那里的大片稻田是由越南劳工开垦出来的）。

①卡马尔克：法国南部地区，处于罗纳河三角洲。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