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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欢欣的记载。

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

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

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

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呢。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

宋祁即有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

，人称“红杏尚书”

者。

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

比起哥哥宋庠（此前包拯曾弹劾过宋庠）来，宋祁确实生活铺张。

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

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

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去的是张方平。

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

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

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

。

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只凭这一点，似乎不足以立“无耻”

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

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

清朝有人猜测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因而削去，毫无根据。

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

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

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对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

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

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

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

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

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

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

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

——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