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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只有1987年的股灾是个例外，当时固定收益战略显示出优越性，基金董事会主席拉里？蒂施（Larry　Tisch）在年度投资委员会上甚至得到了所有人起立鼓掌的礼遇。

可惜这种欢呼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市场便迅速发生逆转。

1987年末，标准普尔500指数较年初上涨。

所以，即使在包括历史上最严重股灾之一的短短12个月时间里，纽约大学捐赠基金所采取的策略也并不明智。

随着牛市的到来，纽约大学捐赠基金中股票仓位过低的问题日显突出，但蒂施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火车已经出站”

，没有必要追赶。

［10］这样的认识和操作也大大提高了该基金的机会成本。

从1982年到1998年，各大院校捐赠基金平均增长了近8倍，而纽约大学却只增长了倍。

［11］哪怕纽约大学捐赠基金只取得平均业绩水平，那么1998年的资产规模也应该比其实际的13亿美元要高出近10亿美元。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纽约大学开始降低对固定收益资产的过度配置，开始将资产重心慢慢转向国内和国外的股票市场和绝对收益投资。

但是纽约大学基金对债券的依赖依然过重，2005年组合信息显示，纽约大学依然从未涉足过私人股权和实物资产这两类重要资产类别。

纽约大学捐赠基金由于没有理解其投资长期性与股票投资之间的本质联系，遭受了长久的损失，即使不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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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步骤（16）

案例：波士顿大学与生物制药公司塞拉根的“苦恋”

波士顿大学基金对塞拉根（Seragen）公司的投资，同样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操作策略，对大学的财务构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严重损失。

这笔投资由前任校长约翰？斯尔博（John　Silber）亲自操刀，错就错在对单笔风险极高的投资赌注过大，波士顿大学基金对单单这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投资一度达到9　000万美元。

［12］

1986年，在一次讲座上，波士顿大学校长斯尔博最早接触到塞拉根公司的“毒素溶解剂”

，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大学的一位科学家约翰？R？莫非（John　R。

　Murphy）博士就这项新技术进行了讲解。

莫非本人正是塞拉根公司的创立者。

1987年，波士顿大学从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中拿出2　500万美元投到塞拉根公司，并从一家挪威制药公司手中购买了企业的控制权。

随后几年中，通过加大股权投资、对运营提供支持和购买资产等一些操作，波士顿大学基金在塞拉根公司上的投资已经从“过度”

到了“不负责任”

的程度。

巨额投资换来波士顿大学基金对塞拉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权，斯尔博被指定为董事会成员。

波士顿大学基金这种过度集中投资的方式引起了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的关注，并催促波士顿大学通过将塞拉根公司上市以稀释股权。

尽管1992年和1993年的股票发行筹集了超过5　000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塞拉根公司“烧钱”

的速度显然超过了现金流入的速度。

到1996年，公司累计亏损已达到2亿美元，创始人莫非博士黯然离开，并承认“经营出现问题”

。

作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塞拉根公司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财务问题依然没有缓解。

公司股票于1997年9月在纳斯达克市场上被摘牌。

该股的股价从1992年4月上市时每股12美元，到1993年1月涨至最高15美元，摘牌时仅为美元。

此时波士顿大学基金的投资也仅剩下500多万美元。

为了挽回局面，波士顿大学在1997年12月再度向塞拉根公司注资500万美元，用于购买亏损资产，并且从大学的经营预算中继续提取资金支持塞拉根公司。

也许是以金钱换时间的策略起到作用，1998年8月，波士顿大学基金将塞拉根公司出售给里甘药业（Ligand　Pharmaceuticals），这才得以脱身。

根据《纽约时报》1998年9月20日的报道，波士顿大学基金的这项投资最终仅收回840万美元，损失超过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