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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 执政者要懂经济（第3页）

一看能不能唬住人（威慑），二看能不能打得赢。

在和平年代，主要是看能不能唬住人，因为没有多少真打的机会，除非自己有病，非要去作死露怯。

既唬不住人，又打不赢，军事的收益就是个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就是个赔钱的买卖，而且投入越多，赔得越惨。

比如毛熊没打小克的时候，毛熊不仅唬住了所有人，还被捧为外交、军事的楷模，一堆人和国争相效尤，崇拜得五体投地。

外交的性价比，是比较难算的。

但收益，至少有个粗线条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朋友多了还是少了，国民和企业在外是更受欢迎了还是更被厌恶了。

外交者，交也。

交友也，非交恶也，否则的话，就该改名叫外恶部了。

钱花了，国际环境却恶化了，你再怎么辩解，这钱也是赔了，不如不花；花得越多，赔得越多。

外交的帐，要这样算。

当然南宋也讲经济，可惜成本控制不好，三冗把它拖垮了。

到了明朝就讲政治不讲经济，后边连军饷都发不出，经济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之乎者也搞不了经济，也搞不明白经济。

可惜啊，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只顾埋头读之乎者也，没心思去认真体察社会。

他们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显然严重脱离了生活生产实际。

谁说阶级对立发生在官和民之间?阶级对立，永远发生在食利者和劳动者之间，放在南宋，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后来南宋的陆游，对此就发表过不同意见:

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

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以司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于当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纯粹是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属于典型的，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到了明朝，依然有很多人用这样错误的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比如在讨论财产税等问题时，他们认为官家不会刀自己。

其实在皇帝眼里，地主一样是韭菜，说嘉靖不敢对沈一石动刀，不是笑话吗?

以后的执政官不懂经济就别来当官，光会之乎者也的去当老师去，不懂经济建设，地方怎么发展？你治下的百姓如何富裕？

后世总结巨大的财富增长，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

是先有市场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手工厂主改进机器设备，于是才有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的法门，连工业化本身，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带来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然后促进技术进步。

所谓搞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搞活市场，然后你就能看到明显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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