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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5章作为替罪羊的奸商（第1页）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

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

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

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

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

所以，用“奸商”

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

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

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

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

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

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

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

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

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

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

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

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

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

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

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

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

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

。

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

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

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得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