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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2001　年“9　·11　事件”

的爆发是个转机，共同对付恐怖主义的袭击使中美两国发现彼此的需要，也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

2001　年10　月19　日，江泽民和布什在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举行了会晤；2001　年12　月27　日，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一时间，中美两国的外交上空可谓是“雷暴夹杂着彩虹”

。

2002　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发布30　周年，布什也选择在2　月21　日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很多人乐观地估计这次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好转，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料。

一时间，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吊诡毕现。

但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政治演义无疑是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访谈录》迅速将“中美关系特别节目”

的制作计划提上了日程，并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嘉宾名单：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两国最高学府的知名教授到战略研究所的中美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哈里·　哈丁、李希光、李道豫、阎学通、西摩·　托平。

杨澜一一和这些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一流的专家学者们对话沟通，从政治、外交、学界等多个层次和视角对中美关系进行观察和剖析。

恰如汉斯·　乔治·　伽达默尔所言：“口含一词欲说之际，你必须知道，它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屣。

相反，你却被它锁定在一个思路之上。

这个思想来自远方，不在你驾驭之内。”

一场谈话一旦进入核心地段，所谓真相大门的轮廓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因为它们总爱隐匿于所谓的灰色区域，作为访问者要接近这个区域，有时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历史的空间，还有语言的疆界。

譬如台湾问题。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问题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真相与秘密？《杨澜访谈录》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采访对象是相当有眼力的，因为此人在1977－1981　年期间曾经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卡特与邓小平的中间联系人，并亲自出使北京，最终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

谈起当年签署第二份《联合公报协议》，双方为何要将“对台军售”

问题放在一边时，杨澜提问说：“你们是不是原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样的话，很多其他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此时的布热津斯基立马反问道：“怎样解决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杨澜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

的时候，布氏给出了答案：“我们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同意双方保留不同意见，是的，我们向中国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读《联合公报》的那一天，我们也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对协约的理解是：我们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是我们依然保留在历史过渡期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

真相（5）

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同存异”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

了“台湾问题”

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

无论是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

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

。

类似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　年11　月，在中国“入世”

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采访。

回顾中国“入世”

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

16　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