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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对我来说，那是离开威斯敏斯特高度紧张而炽热的政治气氛的一种休息。

餐后告别时，我经常下决心设法去多了解一些关于某一话题的知识或拓广我的阅读面。

例如，在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心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产者》中都可体会到，他建议我一读读这本书。

“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他是对的，并且进一步更深入地钻研起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来。

我们在斯科特尼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愉快。

但无疑，我认为1976年将是对我进行考验的一年。

英国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

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小但我们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我们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

因此，我们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

或者更不祥他说：“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我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

在1976年1月15日我重组了班子。

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

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我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

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

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许多血溅到地毯上。

我很高兴约翰·比芬愿意加入影阁成为能源发言人。

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个180度大转弯时，他可能是那时后座议员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评者，我欢迎他的加入。

如果说提拔约翰·比芬意味着我们正认真地改正过去犯的总体主义错误，那么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个亲密助手——作党的欧洲事务发言人，则显示出不论特德自己感觉如何，我对在他手下干过亨的人并不怀恨在心。

我让威利代替伊恩·吉尔摩任内政大臣，伊恩·吉尔摩则去负责国防事务，他成了一个极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阁发言人——如果他到此为止，所有有关的人便能活得轻松些了。

其它的职务安排象做抢座位游戏似的。

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开去到社会服务部门取代诺曼·福勒，诺曼·福勒则成为影阁外的交通事务发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愈后口来分管农业。

重建的影阁面临3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首先，前文已经提及，这就是评论家们不断重复的问题：“如果你们组成政府，你们将如何与工会组织相处？”

我们急切需要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随着1976年底的到来，工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因为无法依靠英国工业联合会知名的实业家们，他们被“3天工作制”

和希思政府的垮台吓怕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严重了。

基思、杰弗里、吉姆和我于1976年1月会见了英国工业联合会领导人。

我们听到一桩奇闻：如果我们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话，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员们显然将被“吓倒”

。

他们自己已决定对这项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两年。

他们不喜欢对红利加以控制并且竭力想摆脱价格控制。

这都是好事。

但显然他们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们自己都不够坦诚。

他们不但神经受到惊吓，甚至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对控制工资极感兴趣——并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地方工农业委员会会议”

——俗称“小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那整套总体主义的办法感兴趣。

这些人是一群无望重新真正管理他们的公司的经理。

我不同意这种失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