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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

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自从铁托元帅在1948年同斯大林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就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

在可怕的早期镇压与大规模屠杀之后，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多少变得开明些，因为环境迫使他们指望西方提供财政支援和安全。

这逐渐使南斯拉夫朝着某种假资本主义和准自由主义方向移动。

如果铁托的每个行动不曾受到某种独特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奉承讨好，这类进展甚至还会更多。

事实上，铁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像个幻想家。

他说服了东方与西方这二者，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舆论，使它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国际大比赛中的一个重要参赛者。

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就是在铁托倡导下成立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

运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日益增多。

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贷款营造了一场消费繁荣，在“自治”

的招牌下，一种混乱的半资本主义逐渐形成。

生活水平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汇款所致；但相应来说，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对该政权的影响就可能更加严重。

铁托本人的健康象征着南斯拉夫的脆弱性并在支撑着脆弱的南斯拉夫。

人们广泛地预料，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将发生混乱，那时苏联人是否会再次接管控制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铁托在85岁高龄时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是身体有病。

我想去南斯拉夫访问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铁托身体不好无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访问两度推延。

然而，在1977年12月初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在南斯拉夫总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战友和老朋友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达了贝尔格莱德。

我的第一项义务是攀登150级台阶上到阿瓦拉山顶向巨大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我没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们下山时我觉得寒冷彻骨。

然而，总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报纸也是如此。

作为“铁娘子”

，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苏联可能进行干预阴影下这一事实的人。

看起来似乎矛盾，这一点正是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有冷战结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决。

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是，设午宴招待过我的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基罗·格利戈罗夫现在是新近独立的、虽然是陷入战火的马基顿共和国的总统。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和我在贝尔格莱德铁托的家里拜访了他。

他的个性很强，保持着某些对于他过去火焰似游击队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无疑丢弃了说明他战后统治地位的内在的坚强。

我们讨论了关于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

关于他身后之事这个隐隐呈现的问题没有包括在我们的会谈中。

也许他早已断定，尽管有宪法规定的一切详尽的保证条款，这还确实将会是场大灾难。

在我启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要求我向铁托提出密络凡·德热拉斯案件问题，后者是铁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来一直批评国内事务。

德热拉斯是最近获释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据我所知是继续受到骚扰的对象。

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会消声匿迹回到监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