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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所学校（第1页）

在当时的生产队里，劳动力一般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

甲等劳动力大多是些男女青壮年，结婚生子后的妇女一般被划入乙等，而丙等劳动力只能是一些老头老太了。

但这种按年龄划分劳动力等级的做法也并非绝对，还要考虑到社员的身体状况、对农事稼穑的熟悉程度以及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五十出头的老头由于膂力过人而被划入甲等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当然，丙等还不是最低的。

在我们的生产队里，最让人瞧不上的劳动力大概就是从上海来的那帮插队知青了。

他们什么活也干不了。

说他们分辨不出麦子与韭菜，大概有点夸张，可让他们在除草时准确地区分秧苗和稗子，简直是太难了。

这些人一个个胆小如鼠，见到蛇就吓得到处乱跑。

我曾亲眼看见一个知青挑稻子，扁担刚刚落到他的肩膀上，就自动滑落了。

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最后，这名知青对队长说：“没有办法，我的肩膀天生是圆溜溜的，压不得扁担，还是让我去干点别的吧。”

除了出出黑板报，搞点慰问演出之外，他们下地干活也就是装装样子而已。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作为劳动力在投入生产的过程中，一般会被评为乙等。

一个甲等劳动力全年的工分大约是一千二，而初中以后我们这些孩子的工分也会接近八百，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频密程度。

事实上，每年三个月的寒暑假，我们当然会和社员们一起下地，而每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各有一个月左右的农忙季节，这时，学校往往会以“学农”

的名义放假，让我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双抢”

。

所谓的“双抢”

，在春末是抢收麦子，抢插水稻秧苗，在秋末则是抢收稻谷，抢种冬小麦。

这还不包括每天早上6点至7点半的早工，午间的除草、施肥和积肥，晚上的开夜工脱粒。

这样算起来，我们每年花在农事上的时间至少不会少于在学校的学习时间。

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学校自然就成了逃避劳动的天堂，只有傻瓜才会逃学或旷课。

相反，我们在上课时，某一位同学被父亲或是母亲揪着耳朵拽回家去干活的事，倒是时有发生。

生产队有专人负责敲钟。

钟声一响，社员们就会丢下碗筷，赶往村中的打谷场集合排队。

首先是队长讲话——既有政治形势，也有生产动员，最重要的当然是劳动分工。

通常社员们会被分为四至五个劳动小组，由组长带队，从事完全不同的生产序列。

刨地的刨地，拔秧的拔秧，挑粪的挑粪，采桑的采桑。

生产队长或副队长会四处巡查，察看进度，如有必要，也会临时调配人力。

一天的劳动结束之后，全体社员会在晚饭后集中到记分员的家中，参加工分的民主评议。

因为记分员也要参加劳动，她（他）不可能获悉每一个社员在劳动中的表现。

在评议过程中，首先由社员本人陈述一天的劳动状况，并提出自己应得的工分数，交由社员们集体讨论，适当增减。

我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评议，但从未见到评议中发生争执的情况。

社员们对于“公论”

的信赖十分明显，这种公论的存在不仅保证了分配的相对合理，同时也是激发社员劳动积极性的重要保证。

自从一九八一年去上海读大学至今，我不知不觉中已在城市里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与如今的城市生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

不管你是否愿意，将这两种经验进行比较，往往会成为习惯的一个部分。

思考的角度和切入点不同，答案也会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