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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现代语境下影视作品与网络文化的互文关系（第1页）

自从20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以来，后现代主义一直备受文艺界青睐。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社会逐步成型，后现代思潮以其审美观照上的先天契合迅速占据了网络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且与之相互推波助澜，引领大众走向集体狂欢。

与此同时，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典型代表，当代影视作品既被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也不可避免地同网络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表层结构上看，网络文化产生的网络符号、网络语言、网络文学无一例外地被影视作品吸收演绎，影视作品也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话题来源。

从深层意义上看，后现代语境下的影视作品同网络文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中国传统文艺修辞范畴的“互文”

，又符合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互文性”

。

本文将当代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特征入手，研究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当代影视作品的后现代特征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流派，后现代的兴起与普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社会价值，其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文明危机。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是主体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杂拼和精神分裂”

，一语道破了后现代的关键症候。

这个生来就开放而多变的问题，引起了漫长的争辩和无数的歧义，使后现代衍化出了宽泛而普适的丰富内涵。

然而，“无论如何花样百出，它的原始动机并无改变：即强调断裂，竭力反思，批判现代性谬误”

。

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化还具有消解、去中心、反权威、零散化、平面化等特点，它对传统的秩序、神圣、体制，甚至习见的概念都满怀疑虑。

广受后现代文化浸染的人们逐渐以大众娱乐的标准来衡量文化产品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思想的不断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化阶层逐渐从原有的传统美学和哲学体系中转移视线，吸纳了西方文化中的这个活泼元素，开始走上大众化之路，使文化的游戏性、娱乐性日渐增强，文化开始成为一种商品。

另外，思想与精神的日渐实利化和世俗化，使人们淡化了社会责任感、终极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转而选择思想浅显的文化消费类型，并且最终借助于发达的互联媒体，使文化的话语权由社会精英群体中扩散，逐步平均化、平等化，这就是后现代造就的文化语境。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各种戏说剧、偶像剧、科幻片、动作片、搞笑片，以及花样百出的综艺节目成为荧幕的主宰，“它们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提供许多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不断地通过对观众无意识**的调用，为大众制造低浅的快乐与狂欢。

影视作品都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抛弃了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思想和知识分子原本极力张扬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

。

十几年来，以无厘头喜剧、青春偶像剧、玄幻戏说剧和选秀综艺节目为代表的娱乐性文化集中体现了国内影视“娱乐至上”

甚至“娱乐至死”

的后现代意味。

这些作品通过离奇的故事、奇幻的动作、通俗的情感，突出了感官刺激功能和娱乐功能，而作品的教化功能、审美功能都受到了削减以至于虚无。

笛卡尔有一句哲学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后现代的影视作品帮助世人缓解了真实生活中的压力，转移了对现实矛盾的视线，从某个角度上看，也许增加了普通消费者的幸福指数。

具体来看，当代影视作品的后现代特征表现在如下三点：

（1）叙事题材上的通俗。

通俗意味着亲近最广大的受众，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类型，必然向通俗靠拢，而后现代的影视文化也鼓动创作者解构权威、消解主流价值观，因而不论是早期的周星驰喜剧，还是后来的《疯狂的石头》、《春光灿烂猪八戒》、《武林外传》、《我的青春谁做主》、《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等作品和节目，都远离了“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

，转而扎根于最广大受众的悲喜之上，以形式上的真实、简单和快乐去赢取观众的畅快淋漓，同时也达到了名利双收的效果。

（2）艺术风格上的调侃。

后现代影视作品消解现实的典型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反讽和玩笑，来揭示既有解释和规范的人为性与虚假性，这种反讽和玩笑特别突出地表现为语言风格的调侃，表现出一种空虚、落寞，充满了玩世不恭的调侃。

后现代的反讽文化有别于常规喜剧和其他当代电影话语中的喜剧性元素，乃是它所独具的颠覆与解构传统风格的嬉戏性与调侃性，闹剧式的甚至荒诞的精神气质。

当代中国人在激烈的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感到孤独、焦虑与彷徨，他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于是，便钟情于调侃式的影视语言，以游戏为形式，以解脱痛苦为目的，取消审美，追求消费。

（3）叙事方式上的直接。

在叙事方式上，一些影视作品中的叙事情节或段落简单拼贴，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叙事被弱化，影片只满足于视觉的噱头，独自陶醉于叙事及影像的拼贴游戏中，它一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风格，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看性。

但不容忽视的是，正是受众的选择造成了这种叙事方式的“短平快”

。

当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疲于应付各种压力，没有静心思考的时间和**，稍得空闲走近影院或者打开电视，只想通过视听内容缓解身心，而电视节目天然的直白浅显恰好能满足观众的休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