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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第2页）

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这可以说是暗算。

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

我是有实际数据的。

“文化大革命”

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

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

不发言是不行的。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

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

飘浮在树杪，

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

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1]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

所谓“大辩论”

，其实是“大辩认”

，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

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

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