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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3页）

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

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

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

“没办法”

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

“没办法”

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

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

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

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

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o年。

在这o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

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

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

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

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

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

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

怎么办？没事儿。

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

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落。

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

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

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

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

“我们有人打进越南人的圈子吗？”

“没有，但我们打进了波兰人的圈子。”

科长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波兰人参与了，那为什么会有波兰人向我们举报呢？”

赖伯一时语塞，觉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说：“可能是那个人想自己搞点什么名堂。”

“通过出卖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许是为了报私仇……”

“那他应该讲具体点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为，是有人要让警察明白，将来警察得跟一个新的团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当的人不会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