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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隙（第1页）

回过头再说王錱。

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

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

。

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

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

，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

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

，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

，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

。

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

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

；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

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

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

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

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

，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

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

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

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

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

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