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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第4页）

，然后购买“吾船之货”

（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

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

。

这是“必不可改者”

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

“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

。

——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

。

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

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

；——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

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

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终成决裂之局。

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

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

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