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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队员李鸿章（第3页）

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

也。

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

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

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

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

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

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

；然则，援苏不仅可报国家“厚恩”

，还能解决湘军饷绌的窘况，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可是，曾国荃自打攻克安庆后，精力所注，全在克复南京，其他种种，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绝。

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

可是，这个“次”

，还轮不到李鸿章，曾国藩找的是湖南老乡陈士杰。

幸亏石达开这会正在骚扰陈士杰的家乡桂阳，而陈又是大孝子，唯恐“惊忧太夫人”

，故在乡率兵防守，“不敢一日离”

。

就这样，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才由遥远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边的李鸿章身上。

而且，根据王闿运的说法，也就是瞩目暗示而已，并未像对待老弟、老乡那样直言托付，所以，“发愤怏望”

的李鸿章得学上一回毛遂，“自请”

之后方能脱颖而出。

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啊。

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怎么做得了淮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

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

，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闷气，应该比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

当然，考察历史事实，我们固然要注意个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个人情感去揣测当事者的一言一行。

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谓非常，就是说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个人恩怨，而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曾国藩毕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毕竟是他的领导，曾国藩毕竟是他一生学问功业的奠基者，李鸿章倘因一时受气，遂枪法大乱，那也就不是李鸿章了。

仔细考察他抵沪以后的行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非常之处。

人情、饷事、军务诸端，头绪太多；我们先讲攻取苏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后再讲拒援南京，证明他更具有止所当止的非常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