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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幼主是死是活（第4页）

；参以前引洪天贵福自供，实不过数百人，然则左宗棠措辞稍涉夸张。

且其语出自难民之口，证据可信度自然下降。

于是曾国藩列举南京东南城镇守将，说他们都是“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

，必不可能让数千敌军招摇过市；由此证明左宗棠打的小报告不尽切实。

在此事并无第一手可靠证据（例如探报、例如降供）的情况下，辩论证据的可信度，不得不使用逻辑推理。

曾国藩此番推理，所谓“零贼”

“潜遁”

，守将“或不知之”

；若“二三千之众”

，则“事理所必无”

，倒也歪打正着，符合实际情况。

由此，他虽不能全部推翻左宗棠的“谣诼”

，但也削弱了其质证的分量。

更精彩的自辨，还在后头：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

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

朝旨所谓“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即打狗不问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军统将甚至曾国藩本人。

但实质性的伤害，则落实到全军的士气；苦战十年的湘军，大功甫一告成（虽不无缺憾），即因难民之谣（并未确切证实）遭受磨折甚至惩罚，实在有伤士气甚至酿成哗变。

所以，曾国藩借口“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

，顺势将“防范不力”

的责任人由具体的“员弁”

转变为抽象的“我军”

，援法不责众之义，使此条惩罚意见落空。

这种实者虚之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

接下来，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时数万太平军逃出的旧创，衡以南京“逸出数百人”

的事实，理直气壮的质问：“尚未纠参”

前者，何能“参办”

后者？左宗棠只是轻轻摸了他一下，曾国藩反手就是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然则，前此曾国藩安慰郭嵩焘，所谓彼与左宗棠辩难，“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

，是耶？非耶？当然，善辩者从来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作为参辩宗旨，决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骄浮姿态。

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