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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但是劳工和肯尼迪也有他们的分歧。

劳工不喜欢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经常抱怨政府在劳工争议中坚持“国家利益”

，感到总统过分强调以国际收支作为一种限制，并且仍然要求一个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修改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

总统也希望修改它。

他坚信，在全国发生突然罢工时，除了一道禁令以外，行政部问的武库里应掌握更多的武器，虽然在必要时，他对于行使禁令的权力却是毫不踌躇的。

不过他也同样认为，根据他在参议院的经验——劳工慢慢地也会接受他的意见的——因此，在第八十七届或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会通过一个更坏的法律。

他宁愿利用现行的法律，他固有的权力，以及他自己职务的和劳工部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害的罢工次数减少并防止有害的立法。

戈德堡部长在这方面的活动——“代表总统”

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厕所问题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师这些劳工争端中提出调解建议——所受到的宣扬，引起人们更多的指责，说政府作了过多的干涉。

实际上，劳工部长和总统都不希望劳资双方在所有争端中全向华盛顿要求帮助。

他们的原则是，只有在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而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仍然距离很远时，他们才采取行动。

他们鼓励双方采取新的办法来使劳资和好，更多地利用局外仲裁人和调解人，更多地安排经常的接触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及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焦虑）。

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

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

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

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

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

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

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

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

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

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

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

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

——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

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

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

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